“但是什么？对禹先生的大力协助，公司不会忘记的。”罗尔斯以为禹子谟索要好处，赶紧表态，多年的中国生活，使他早已洞悉中国的人情世故。
“对于合作，我们也有一个要求。”
“哦？”罗尔斯立即竖起了耳朵，这可是决定成败的关键了。
“我们希望和贵方在东北一起投资开设一个新的炼油厂。”禹子谟不慌不忙地说出了他的打算，“贵方以技术、设备入股，我方可以土地、厂房等入股。”
“只是，禹先生，我不明白，贵国又不产石油，设炼油厂岂非多此一举？”
“我在想，与其千里迢迢地从贵国炼好油再送过来，还不如就地生产，可以节约费用。第一，东北工人的工资虽然比其它地方略微要高一些，但绝对比贵国要低，具有优势；第二，如果直接在我国生产，只需要将原油从荷属东印度运到东北就可以了，比起产品千里迢迢从贵国运来，也具有优势；第三，在东北生产后，再转运至上海、天津、青岛、广州等地销售时，就变成了内地货物销售，只需要缴纳2.5%的子口税，不需要再缴纳5%的关税了，在税收上也有优惠；您看是不是很不错呢？”
“可这样一来，建设的周期长了，而且本公司还要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建设，似乎不合算吧？”
“投资一个50万吨级别的炼油厂，我想顶多三年就可以了吧？而贵公司在中国的生意，肯定不想只做三年吧？为了长期利益考虑，我才提出这个建议。请您再考虑考虑。”
……
磨了半天的嘴皮子，想想终究是东北的市场重要，罗尔斯无可奈何地答应了，从此，在葫芦岛港口开始建设起了中国第一家炼油厂――远东炼油厂
在此前与拜耳公司的合作中，北方实业也获益颇丰。拜耳公司答应将阿斯匹林、磺胺等当时流行的西药搬到中国生产，条件是北方实业将提取麻黄素的专利免费与其共享。凭借着手里的先进技术，何峰通过大量收购麻黄草，运回东北提取麻黄素，每一百万斤麻黄草制成麻黄素片后，除掉加工、包装、运输等费用净收益至少达到三十万美元以上，而且为北方实业换回了重要的外汇，在采购机器设备来得心应手，也不用担心承担汇兑损失。由于眼红北方实业这种外汇收入，熊希龄特意找到沈麒昌要求北方实业在具体结算时都通过人民银行中转，一方面可以提高人民银行的海外业务，捞取中间费用，另一方面，由于总有大量数额的外汇在手，人民银行为那些有海外业务往来的中国公司提供了极大方便，在上海的信用非常好，虽不敢与汇丰、花旗等老牌帝国主义银行相提并论，起码也是国内银行的头羊，无论是本票还是汇票都非常的吃香，深受买办和大商人的信任。
从来利益就是相互的，北方实业为银行提供了方便，银行必然也会作点什么。人民银行在各地的分支机构陆续建立后，由于信誉良好，靠山有力，背景强硬，再加上存款的利率相对较高，特别是活期存款也有利息，吸引了一大批流动资金前来储蓄。短短几个月，各地存款总数就达到了六千多万，而且还在直线上涨，很多人将原本存在外资银行的钱纷纷取出来转存于人民银行。钱生钱才是目的，分行获得大量储蓄后，将其中的大部分贷款给了北方实业，利息高达9厘，形成了合作共生的关系。
分行如此风光，总行也不甘示弱，按照章程，人民银行总行不能开展存贷款业务，但总行有其它的妙棋，代理债券就成为生财之道。六千万北疆建设公债全部由人民银行总行代理发行，期限三年，年息七厘，一次还本付息。作为代理行，可以九八折扣获取债券，一转手就获得了120万的净利润。另外，由于各地分行没有发行纸币的权力，要想获得人民币，必须将一部分银元运至总行做准备金，总行可以利用这部分银元，在市场上做金银差价生意，所得又是不菲。更妙的是，北疆各省已取消了元以下级别的硬币，所有铜钱一律用纸币代替，总行回收后，又将这些铜全部出售，部分卖于南方各省铸造铜元，部分卖与沈阳兵工厂生产军火，相当于又小赚了一笔。
可以说，人民银行和北方实业之间已具备了“金融寡头”的特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居然出现了帝国主义的典型特征，让秦时竹和何峰哭笑不得。其实，金融寡头是一种相当有效率的体系，好处就在于稳定，不遭遇大的经济危机（如1929开始的资本主义大危机）是不会有风险的。考虑到事业初创，过多变动对经济建设不利，秦时竹对此还持肯定态度，但在将来，等市场成熟，民族资本家壮大，这种关系肯定是要剥离的。
随着袁世凯的步步进逼，同盟会阁员痛切感到，责任内阁决无实现希望。他们商议提出辞职，不做此“伴食之阁员”。唐绍仪也极表赞成，说：“公等辞职后，我亦借此以辞。”
就在这时，又发生了王芝祥改委事件。王任直隶都督原是唐绍仪南下组阁时与同盟会达成的协议，并得到了袁世凯的同意。当时，顺直谘议局也赞同王芝祥督直，反对袁世凯任命张锡銮。唐绍仪自从袁世凯制造兵变后，对袁有所看清，考虑到南方实力不能达到北方，暗中和孙中山商定，运用政治手段，使革命势力扩展到北方，除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外，还计划让柏文蔚出任山东都督，黄兴为南京留守，掌握5个军的部队，保全实力，以待变化。
当时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袁世凯曾表示“此事好商量”，唐绍仪信以为真，就通知了直隶议会，准备按原计划操作。但袁的许诺不过是权宜之计，目的是为了骗取同盟会放弃陆军总长一职，而由其亲信段祺瑞充任。因此，当5月23日王芝祥到京后，袁世凯表面上对王称誉不绝，大排宴席，并聘为高等顾问，每月给车马费800元，礼遇优厚，背地里却和冯国璋、段祺瑞等商议，决定利用一箭双雕的计策，利用此事排挤唐绍仪，试探同盟会。唐绍仪不是说王是“北洋民意所在”吗？袁世凯就来个针锋相对，搞出“北洋军意反对”。
冯国璋、王占元等十余人秉承袁世凯的旨意，于27日联名上书袁世凯，声称直隶各路军队对委任王芝祥督直“绝不承认”，“且极愤懑”。他们说非有“声威兼著，在直隶有年，感情甚孚，及军界素仰望者，难资镇慑”。随即，袁世凯就发出两道命令，其一是“都督责权重大，本省人民不能随意迎拒”，要查明请王督直的电报，是否系奸人擅自发电，如果查实，要予以严惩；其二斥责军人不应“迎拒主将”，大讲不许军人干涉政治。看起来似乎是各打五十大板，实际上却以军队反对为借口，拒绝了直隶都督的任命，改委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协助黄兴遣散南方军队。
王芝祥能否出任都督，直接关系到内阁的威信和权力，如果袁世凯阻挠，内阁就会变成总统府的附属机关，责任内阁就无从谈起。唐绍仪在此事上坚持自己的方针，认为不能因军队反对，失信于民，力图挽回，一再要求袁世凯尊重《约法》，甚至不惜跑到袁世凯的府上去和他吵。
袁世凯大怒，说：“王是革命党人，如果让他督直，不亚于引狼入室，将来他和南方联合，我们还有余地吗？”
唐绍仪苦口婆心地劝说：“我们既然先前已经答应，现在就不能食言。”
“是你答应的，我并不知道。”袁世凯耍起了无赖。
“不管你现在答应不答应，这是责任内阁的权力，我要发布命令。”见袁世凯这样，唐绍仪开始发飙了。
袁世凯没想到唐绍仪居然敢这么对他说话，愣了半天，从牙缝中挤出一句话：“我不盖印就不能生效！”
如此一来，袁、唐二人公开闹翻，但唐绍仪也不甘示弱，“你做初一，我做十五”，袁世凯既然不给任命王芝祥为直隶都督的命令盖印，唐绍仪也还以颜色，拒绝在袁世凯任命王芝祥为南京宣抚使的命令上签字。不料袁竟无视《临时约法》关于大总统发布命令须由内阁副署的规定，几天后把未经唐绍仪签名副署的委任状交给王，对内阁的权利表示十足的轻蔑。
这一举动等于是公然向《临时约法》挑战，旨在试探临时参议院的态度。由于先前秦时竹已通过吴景濂传达了静观其变的意见，人民党参议员一个也没有参与，其它各派议员也将其看做是袁、唐之间的北洋系内讧，正等着看好戏，并没有多少人支持唐绍仪。虽有少部分同盟会议员提出了质询，但无济于事。
袁世凯趁热打铁，又转而在王芝祥身上下功夫。他在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拨给王芝祥一笔巨款作为宣抚经费，数目远远超过实际需要，并暗示王剩下的经费一律不必上缴。王芝祥也是个爱财的官僚，眼看白花花的银子，如何不动心？就乐呵呵地南下就职，直隶都督由冯国璋接任，空余出来的禁卫军军统一职，就由荫昌接任。本来是两家公文顶牛，等这一手“釜底抽薪”实现后，唐绍仪的败局是谁都可以看见了。
接二连三的刺激，使得唐绍仪再也无法忍受，他见责任内阁名存实亡，自己的满腔抱负变成了空中楼阁，越发心灰意冷。再者他觉得自己以总理之尊，对同盟会和顺直议会的承诺居然无法兑现，又觉得是一种严重的侮辱，对袁世凯越发憎恨。恨归恨，唐究竟是袁的老朋友和助手，没有勇气与袁进行法律上的斗争，而只采取了自行引退的办法。五天后，唐绍仪留下一道辞呈，也没有再去面见袁世凯，就偷偷地溜到了天津。
中华民国的中枢，开始了第二次变动……
不得不承认，葛洪义虽然不擅长破案，但他搞情报的嗅觉和直觉都是准的，当初大家都以为是件普通的刑事案，是他力排众议，坚持认为其中有文章，并且不辞辛苦，到赫图阿拉蹲点。事实证明，他的判断和逻辑都是对的。几天后，关于黄姓商人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传来，种种迹象表明，此人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人。
根据在当地商圈中的调查，此人从来未来过赫图阿拉，更没有收购过皮毛，凡是和他接触过的，都承认他们仅仅在去年冬天才看到过这个人，而且，据他们反映，这人压根就不懂皮毛，每次看货都有一个人陪同。如果说这些还不足以证明的话，那么有一个关键性的事实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了的，不要说眼下不是皮毛交易的好时候，他压根就没有从当地购买过皮毛，当地几个有名的皮毛商都和他打过交道，说此人从来只看货，不买货。
消息汇总到葛洪义那里后，他就琢磨出味道来。一方面在电报里说“货已备好”，另一方面又反映此人根本就没有货，那么这两者必然有一个为假。从盘问和调查的情形看，皮毛商不像在说假话，黄姓商人拍电报也不像是假的，如果想要两个都成立的话，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的货物绝对不是皮毛。
是什么货物这么神秘需要用皮毛来掩盖呢？葛洪义琢磨了半天，想出了一些道道，但他生怕遗漏，特意召集手下集思广益。(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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