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银杏与行旅

  至于旅馆。我住的房型是一个晚上三千日币的女性四人房。房间装潢简单，讲究实用，每人都有一个床位、两片帐幕、一个私人照明装置、一个保险柜以及一块刚好能容纳行李的空地。旅馆一楼设有交谊厅，地下室则有恍如自战国时代起就不曾藏污纳垢的淋浴室。
  这个价位以一个四通八达的地方而言，似乎便宜得有些不可思议。我总共住了三十晚，和我同房的旅客多半是台湾人、大陆人、回教徒。
  和其他旅客比起来，台湾人总喜欢待在卧室里。她们寧可花时间将纪念品叠在行李箱上，拍照分享，也不愿在京都街头多散步几小时。
  大陆人多半都很亲切，尤其是一位常找我聊天的大陆阿姨。她和朋友一起旅游，由于订不到两个人的床位，只好分别住在不同间青年旅馆中。大陆人比我想像中的还要节俭。她还教我把一大团报纸塞进鞋子里，就能使鞋子乾得比较快的妙招，这在进入雨季的京都中非常实用。当然，她也无可避免地问我一些关于政治的敏感问题，我只得演个笨孩子，含糊其辞地带过。
  其中几位回教妇女脾气则有些难以捉摸。一楼有二十四小时的交谊厅，她们不喜欢去，寧可在三更半夜让床铺的帐幕大开，没外人似的滔滔不竭谈天说地，完全不替其他旅客着想。毕竟是青年旅馆，我心忖。排除偶尔会遇到自私旅客这点，这个旅居的地方算是好得没话说。
  不过无论是什么国籍、什么性格的人多半都会在四五天内退房，我是在里面停留最久的人。然而我没有羡慕他们比我早一步回家，在这段旅程中，我几乎没有过孤立无援的畏怯，反而有些乐而忘返。游学期间，也会去观察其他在京都长期居留的台湾人，都从事哪些工作，设想自己以后待在异乡要如何填饱肚子。
  想来羞愧，但第一晚按事前约定好的、打电话给父母后，我才发现自己虽然热爱京都，但以后就算不在京都定居也无妨，只要能在没办法频繁往返老家的地方安定下来就好。
  我的想法与德勒兹(Gilles Deleuze, 1925-1995)和伽塔利(Felix Guattari, 1930-1992)一同提出的反伊底帕斯(Anti- Oedipus)概念有某种程度的关联。
  以往一直被困在弒父恋母的狭小戏台上，我老觉得自己无法确实成长，直到前往陌生的京都的此刻，才觉得自己或多或少正变得比较强悍独立，视閾也变得较为开阔。想要一直这么强悍、开阔下去。这些电话讲不讲都无所谓，最好能不报备。能与伊底帕斯情结完全分割，与我而言，是最理想最成熟最健康的状态。但如今能在京都落脚，到底也是因为有家人的协助，总之，做人还是不能太忘恩负义。
  我睡在靠窗的下铺，清晨拉开帐幕时，能和婆娑起舞的银杏枝叶打照面。
  青年旅馆的自助早餐，虽然总是味噌汤、 茶泡饭、咖哩饭、西式麵包，这几个固定班底，却也都食不厌精，膾不厌细，让人捨不得匆匆忙忙地把早餐解决掉。儘管如此，人们总是急急火火地把早餐解决掉，往各自的目的地疾行而去，要赶去上课的我也不例外。
  颠簸的公车上，《古都》的书页规律地刮擦出窸窸窣窣的响动。京都的公车安静到彷彿能听见地球自转的声音。阅读时，手机发出一声短促的讯息声，一旁顶着鸟巢似的头发的三个少年，立时嘻皮笑脸地模仿起讯息声，我起初以为是他们只是没事找事做。第二声铃声随之响起，少年不笑了，绷着脸将我从头到脚打量好几次，彷彿在瞪着一个夜半用电动鎚鑽地板的工人。我摸不着头脑地向日语学校的老师请教，这才知道在京都的任何交通工具中发出铃声都是非常失礼的行为。
  而今细想，我觉得来京都游学其实是件很矛盾的事。因为不想在京都游手好间三十天，所以才报名附属于京都造形艺术大学的语言学校的短期课程，并提醒自己下课后要尽快回到旅馆里温习日语。但是青年旅馆是个与许多观光景点毗邻的地方。从旅馆徒步就能走到的地方，既有埋葬织田信长的本能寺，有贩售京都所有山珍海味的锦市场，还有点缀着仪态万芳的艺妓的花见小路。再说，七八月也是关西祭典最密集的时候。这个礼拜观赏京都祇园祭的山鉾巡行，下礼拜去大阪观赏远近驰名的天神祭，之后还有滋贺县的琵琶湖烟火大会。
  不管地缘和时间上，都很难把自己闷在旅馆的交谊厅里发愤图强。倘使真能乖乖待在交谊厅里，那么旅居京都的意义何在?于是，我每天几乎只花一个小时把作业写完，其馀的时间都在旅行。
  扣除半天的日文课，剩下的休间时间，我多半喜欢带着笔记本和钢笔，到铁路公车所及的地方，寻觅着想要写下来的风景和心情。只有在少数想要有人陪伴的日子里，才会和班上的几位同学到处游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