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节
明廷兴兵征讨麓川思任发后，名将方政、沐昂和宦官王振先后进剿，均损兵折将，无功而回。正统六年（1441年），王骥受命总督军务，与平蛮将军蒋贵督军十五万，在麓川之战中借风纵火，焚栅破寨，一举击败思任发，并因征讨麓川之功封爵靖远伯[8]。后总督云南军务，对于稳定西南边陲起了极大作用。
王骥是几朝老臣，沙场老将，擅长用兵。当年英宗皇帝朱祁镇率五十万京军御驾亲征时，王骥正率领明军主力在南方作战，得以保身。他虽然威名赫赫，政治上却是个投机者，有点儿官迷的味道，曾一度不择手段地巴结大宦官王振，为朝中正直大臣所不喜，譬如兵部尚书于谦便极其讨厌他。
明景帝朱祁钰选中王骥到南内看守太上皇朱祁镇时，王氏已年过七旬。至于朱祁钰为何会选中他，迄今仍是个谜——
有人说是因为英宗初登基时即因王骥没有及时回奏而将其下狱，险些处死，王骥心中一直有怨；也有人说因为王骥不是什么正经人，七十多岁了，仍然好走马游乐，饮酒吃肉，甚至频繁出入青楼。而自古以来，贪财好色、污点多多的武将反而最为主上所喜。
但事实上，王骥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为巴结明景帝而刻薄对待太上皇。朱骥人到时，他正要亲自将瓦剌可汗也先派使者送给太上皇的礼物献入南内。
自英宗朱祁镇归国后，也先时常派使者送来一些礼物，指名交给太上皇，半句不提新皇帝。由于事关国体，景帝朱祁钰也不能不如数转交。他见也先如此优待兄长，心中很不是滋味，特意派人送信给也先道：“前日朝廷遣使，未得其人，飞短流长，遂致失好。如果太师有使，朕当优礼待遇！”
意思是说，英宗和王振当政时与也先失和打仗，但现在是他朱祁钰当政，一定会好好对待也先的使者，实际上也是暗示也先应该送礼物给他朱祁钰。
但也先始终没有私礼给朱祁钰本人，即使在他称汗前后急需明廷的支持。后来有人告诉明景帝，说这是也先挑拨离间的诡计，就跟当年明廷厚待脱脱不花、薄视也先使者一样，朱祁钰这才释然。
朱骥几人刚进入南内范围，便有全副武装的京营军士冲了出来，喝问道：“什么人敢擅闯南内？”
锦衣卫是天子亲军，素来地位尊贵。校尉见这些军士态度蛮横，个个手持火铳，一副牛气冲天的样子，很是不满，没好气地答道：“还问什么人，看不到我们穿着飞鱼服吗？这位是我们锦衣卫朱指挥。”
军士勉强客气了些，告道：“南内是禁地，除非奉有皇帝谕令，才能入见太上皇。朱指挥进来这里，可奉有皇帝谕旨？”
朱骥忙道：“我们来南内，不是为了见太上皇，而是因为一件案子来找阮浪。”
军士听说，便让朱骥等人等在原处，自赶去禀报王骥。王骥便亲自入南内，叫了阮浪出来。
阮浪似是宿醉未醒，想来昨日是他生辰，没少饮寿酒。他晃悠悠地走过来，一听说朱骥是为昨日强盗之事而来，便立即警醒过来，连连摇头道：“不记得了，不记得了。”
他若一直是醺醉的样子，糊里糊涂地称不记得，倒也可信。但他摇头之前，分明有一丝锐光闪过双眼。朱骥不由得多了几分狐疑，忙掏出画像展开，道：“这是我请画工画出的强盗相貌，请阮公公看一眼，是不是这两个人。”
阮浪瞟了一眼，眯起眼，摸了摸光溜溜的下颌，道：“是这两人吗？不是吧？”
朱骥道：“这是画工根据我的描述画的，我跟这二人近身交过手，应该不会记错。”
阮浪道：“唉，年纪大了，记性不好，真不记得了。”又道：“朱指挥有多少大事要办，何必亲自来管这么件小案子？况且反正我也没丢什么东西。”言外之意，竟也是让朱骥不要多管闲事。
朱骥疑云更重，试探着问道：“阮公公是不是认得那两名强盗？”
阮浪道：“哪有的事？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他们，从来没有。”一边摇头如拨浪鼓，一边转身回南内去了。
杨铭为人单纯直率，摸着脑袋道：“常人遇到盗贼，都是立即报官，好及时抓住对方。这阮公公怎么好像生怕我们沾染了这件事似的？”
朱骥也大为不解，便让杨铭与两名校尉带着强盗画像到金桂楼去打探，自己则赶回锦衣卫。
进来官署时，杨埙人已经不见了。校尉告道：“朱指挥前脚刚走，杨匠官后脚便离开了。”
朱骥早料到会有此情形，也不惊奇。转身见到公案上有一封信，信皮写着“锦衣卫朱指挥亲启”，墨迹甚新。他随手拆了，一读之下，惊得一弹而起。这竟是绑架蒯玉珠的歹人送来的信！忙招手叫进校尉，问道：“这信是谁送来的？”
校尉道：“不知道，是大门守卫送进来的，说是有人放在了官署门前的石狮子座上。”
朱骥心道：“对方不往蒯府或是于府送信，偏偏送来锦衣卫官署，倒真是让人想不到。”
那信中叮嘱朱骥不得声张，见信后立即出门，独自到西四牌楼下等候。朱骥一时无法可想，又不知杨埙去了哪里，便如约来到西四牌楼。
北京最热闹的市井有三处：东四、西四和鼓楼。而西四人最多，也最热闹。西四是西四牌楼的简称，位于西安门外大市街，因路口立有四座牌楼而得名。牌楼建于明初，为四柱三门七楼式，描金油漆彩画木结构，檐下有如意斗拱，朱红漆柱，正脊两端、垂脊顶端有吻兽。四根立柱下面有三尺高的汉白玉夹柱石，各柱顶部前后斜向支撑着一根戗柱，是典型的“街道牌楼”。东边路口牌楼上书“行仁”二字，西边路口牌楼上书“履义”二字，合起来即是“履行仁义”之意。南面和北面的牌楼上各书“大市街”三字。
除了装饰外，四牌楼还分别是金城坊、鸣玉坊、积庆坊、安福坊的出入口。当然，它最为著名的则是另一个别称——“西市”，京师刑场的代名词。
明廷在西四一带设有西帅府、燕山前卫及西城兵马司衙署，杀人刑场则布置在西四牌楼。处决人犯事宜通常由锦衣卫、理刑官、刑部主事、监察御史及大兴县、宛平县合署承办，即“所谓会官处决”。大兴县在西四东转角街楼，宛平县则在西四西转角街楼。
行刑前，要在刑场上搭起席棚，供监斩官员使用。另外还要竖起几根高高的木桩，做处决犯人后悬首示众之用。斩刑与凌迟分别在西、东侧牌楼下执行。犯人被处决后，大兴县领尸身投漏泽园，宛平县领首级贮库。分别处理，是有意令死者在死后也不能落个全尸。
朱骥料想歹人选中西四，是因为这里人流穿梭不息，容易藏身。他站在路北牌楼下左右打量，始终不见人来，倒是有不少路人因他一身锦衣卫官服而侧目注视。
又等了一会儿，有个小孩怯生生地走过来，却又不敢走近，似乎颇为害怕。
朱骥走过去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你家大人呢？”
小孩鼓足勇气问道：“你是姓朱吗？这有一封给你的信。”将信塞入他手中，转身就跑。
朱骥欲查明送信人身份，忙抬脚去追。却见小孩滴溜溜地转过街口，躲入了路边的烧饼摊子。
摊主是个三十多岁的妇人，随口问道：“壮壮，你跑哪里去了？京城坏人多，别瞎跑。”忽见到朱骥过来，回头惊叫道，“你惹上了锦衣卫？”忙将双手往围裙上抹了抹，上前赔笑道：“官爷要吃烧饼吗？”
朱骥道：“我不吃。那是你家孩子吗？我有点儿事情问他。”
摊主道：“小孩子能晓得什么事？”见朱骥神情严肃，不得不回头叫道：“壮壮，出来，这位锦衣卫官爷有事问你。”
那壮壮却缩在桌子下，死活不肯出来。
朱骥料想自己穿着一身飞鱼服，对方害怕，只得走开。拆信一看，却是让他再赶去白塔寺，反复更换地点，分明是怕朱骥有所准备，暗中伏下了帮手。
朱骥心道：“对方如此谨慎，当然是怕我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设法救出玉珠。但目下这是唯一的线索，只能遵照指示了。”便如约来到白塔寺。
白塔寺本名大圣寿万安寺，原是元代皇家寺院，规模宏大，始建于元代至元八年（1271年）。当年元世祖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为庆祝“遂一天下”，决定建造一处佛教圣地——白塔。忽必烈亲自勘察选址，由入仕元朝的尼泊尔匠师阿尼哥主持，经过八年的设计和施工，才算大功告成，随即迎请佛舍利入藏塔中。
白塔塔体为砖石结构，由塔座、塔身和塔刹组成：塔座为三层须弥座式；塔身为覆钵式；刹顶为铜制鎏金小型佛塔，塔刹由硕大的下大上小十三重相轮，托起一个巨大铜制华盖，其周边垂挂着带有佛字和佛像的华盖，下面各系一个风铃。
白塔竣工后，元世祖忽必烈莅临，以塔为中心，往东南西北四方各射一箭，以射程为界占地，兴建了规模宏大的大圣寿万安寺。从此这里便成为元代皇家寺院，是蒙古人心中的神圣之处，也是百官习仪和译印蒙文、维吾尔文佛经的地方，寺内香火极为旺盛。因位于大都城西，所以又称作“西苑”。元朝皇帝常常到此主持佛事活动，最多一次参加者达七万之众。然而到了元末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一场雷电大火焚烧了寺院所有殿堂，唯有白塔幸免于难。
白塔寺寺庙无存，白塔却是香火仍旺。朱骥来到白塔下，转了两圈。有个戴笠帽的人走过来，问道：“你姓朱吗？”却是个女子的声音。
朱骥道：“我是朱骥。请教娘子尊姓大名。”那女子道：“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内嫂在我手中。”
朱骥道：“总要有个称呼，才方便交谈。”那女子道：“朱指挥就叫我紫苏好了。”又命道：“转过身去，面朝白塔，双手放在塔上。”
朱骥遵命照做。紫苏走上前来，抽出匕首，抵在朱骥后心。外人看起来，倒像是一对情侣靠在一起，在白塔下许愿私语。
朱骥问道：“娘子要我做的，我都已经照做。你们想要什么？”
紫苏道：“一件对大明来说无足轻重的东西。”
朱骥道：“哼，无足轻重的话，你们还用得着如此大费周章吗？到底是什么？”紫苏道：“郑和下西洋的宝图。”
郑和下西洋是永乐时期的重大事件。郑和原本姓马，小名叫三保，自幼阉割，为燕王府太监。因聪明能干，得到朱棣信任，赐名郑和。后又得高僧道衍召引，成了佛门弟子，法名福善，人称“三宝太监”。朱棣当上皇帝后，听说建文帝朱允炆从海上逃走，担心朱允炆会卷土重来，便派遣心腹太监郑和率领船队浮海寻找。
之所以选中郑和，除了他为人干练外，还因其人是回回[9]出身。郑和祖父、父亲均信奉伊斯兰教，甚至亲身到过麦加[10]朝圣，其马姓本为先知穆罕默德首字“穆”的音译。郑和自小便从父亲那里听说过外国的一些情况，另外他还身兼回教、佛教两种身份，显然是最合适的人选。
所谓“西洋”，是指中国南海以西的海洋，包括印度洋和沿海地区。郑和统率的船队称为“宝船”或“西洋取宝船”，每次出海有宝船五六十艘，规模最大的第七次出海有海船二百余艘。最大的宝船有九桅十二帆，长四十四丈，可容一千人，足见当时中国造船业的发达。每次出航，船队中有水手、军士两万多人。船上载有大量中国的特产，用以和外国做交易。
船队从太仓刘家港[11]出发，最远到达东非海岸，历十七国。从永乐三年（1405年）起，郑和七次率领庞大的舰队下西洋，每到一处，都以瓷器、丝绸、铜铁器和金银等物，换取当地特产，从事贸易等。
虽然郑和并未寻找到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然其下西洋之后，航路畅通，贸易发展。所经诸国都纷纷派遣使节前来中国修好通商。渤泥[12]、菲律宾、马来亚等国国王还亲自到中国来进行友好访问，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亦出现了明成祖朱棣渴望的“万邦臣服”的盛况。
然浮海西洋花费太过巨大，且中国对待友邻邦国素来厚出薄进，明廷消耗不起，宣德之后，便叫停了下西洋。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好大喜功的他在大宦官王振怂恿下，一度想重开西洋之旅，但最终被众大臣谏止。
所谓“宝图”，即是指郑和所绘下西洋路线及所经各国地貌图。因事隔多年，早已被人遗忘，此刻从这名叫紫苏的女子口中说了出来，倒像是尘封已久的古镜被衣袖拂亮，又现出一抹黯黯的光华来。
朱骥应道：“宝图不是藏宝图，只是航海路线图，对寻常人没什么用处。你要宝图做什么？”
紫苏道：“轮不到朱指挥发问。想要你内嫂活命，就把宝图拿出来。”
朱骥道：“宝图是前朝文卷，我一时哪里能寻到？”
紫苏道：“你拿不到，你岳父兵部尚书于少保还拿不到吗？”
朱骥道：“不是，我是说时间久远……”
紫苏喝道：“再推三阻四，我这就去杀了蒯玉珠。”
朱骥只觉得背心一痛，料想衣衫已被对方匕首刺破，只得道：“那好，你给我点时间，我总得回去跟我岳父商量一下。”
紫苏道：“给你一日时间。”
朱骥道：“一日哪里够？我岳父正上朝议事，退朝后还要回去兵部官署办公，我晚上才能见到他老人家……”
紫苏厉声道：“你当这是买卖玩意儿吗，还敢讨价还价？”
朱骥道：“我性命全在娘子掌握中，哪敢讨价还价？只是一日实在太少。”
紫苏却不由分说，道：“你拿到宝图后，明日再来这里，自会有人跟你联络。敢耍花样，就等着给蒯玉珠收尸。日落之前，不见你人与宝图出现，也等着给蒯玉珠收尸。”又吩咐道：“你先站在这里别动，等我走远了再转身。”
朱骥只觉得背心一松，料是对方收了兵刃。又等了片刻，刚要转身，一支箭呼啸而来，钉在他右脚边，却是一支小巧的袖箭。
朱骥料想紫苏还有同党在暗中监视自己，只得强行忍住。又等了一会儿，这才转身，却见人来人往，紫苏早不见了踪影。他将脚底袖箭抽起，笼入袖中，便赶回千步廊兵部官署。
于谦尚未下朝，朱骥便先回来锦衣卫。百户袁彬正在官署等候，见长官回来，忙禀报道：“杨匠官现在在蒯匠官府上。”
原来早上朱骥离开官署时，特意安排了袁彬暗中留意杨埙，若是杨埙离开，便一路跟着，看他去了哪里。
袁彬又告道：“杨匠官离开锦衣卫后，最先去了工部衙门，还在门前跟上朝迟到的工部江尚书说了几句玩笑话。”
朱骥道：“杨埙辞官归乡几年，这次是应召回京，想必是去工部报到了。”
袁彬道：“下官也是这么想。然后杨匠官便往东去了，去了东城武清侯家。”
朱骥闻言大为惊异，道：“他去石亨石将军家做什么？”
袁彬道：“下官也是好奇。不过到石府大门时，有个瞎子从府里出来，迎上了杨匠官，似是早已约好见面。”
朱骥问道：“然后呢？”袁彬道：“然后瞎子便跟杨匠官到巷口的茶铺喝茶去了。下官不敢靠得太近，只远远看到二人嘀嘀咕咕说了一大堆话。杨匠官又吃了一大碗阳春面，然后摸摸肚皮，就往蒯匠官府上去了，再也没有出来。”
那瞎子一定就是占卜先生仝寅了。袁彬说仝寅与杨埙事先约好见面，朱骥却知不是——
昨日杨埙刚到京城，便匆忙赶到金桂楼，而后蒯玉珠出了事，他便与于康一道去了蒯祥府邸，后又赶来锦衣卫官署，晚上也歇宿在这里，没有片刻闲暇。况且杨埙根本不认识仝寅，又怎么可能事先与其约好？
唯一的解释是，那仝寅倒真有几分神算本领，预先算到杨埙回来，所以提前迎了出来。
又或者根本就是巧合，仝寅只是刚要出门，凑巧在门口遇上了杨埙。
剩下的问题是，杨埙为什么要在这个节骨眼儿去找素昧平生的仝寅呢？莫非是要请对方占卜蒯玉珠的下落？
朱骥又去了一趟兵部，于谦仍没有回来。他料想朝上必是出了大事，便让袁彬守在兵部官署，一旦于谦下朝，便火速去蒯府找他。
赶来蒯府，于康迎出来道：“仍然没有歹人消息。”
朱骥道：“我倒是接到了歹人的信。”大致说了经过。
于康忙问道：“那郑和下西洋宝图在哪里？”
朱骥道：“我也不知道，也许是在工部，也许是在文渊阁[13]中，又或许收藏在内府印绶监中[14]。”
于康问道：“为什么郑和宝图会在工部？”
朱骥道：“当年郑和下西洋所乘的宝船，全部由工部下属造船厂承造，按理该收藏在工部。但是‘七下西洋’是本朝盛事，宝图收藏在文渊阁或是内府也说不准。”
工部亦是中央官署，位于兵部和鸿胪寺之间。文渊阁和印绶监则位于紫禁城中，尤以文渊阁为禁中之禁。
文渊阁之名始于明代，其阁亦始建于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始创宫殿于南京，即于奉天门之东建文渊阁，尽贮古今载籍”，此即文渊阁建阁之始。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仿南京已有规制营建北京宫殿，亦有文渊阁之建。
南北两京文渊阁均位于皇宫中，起初主要用于藏书，如著名的《永乐大典》即贮藏于文渊阁。又是“天子讲读之所”，皇帝不时在此翻阅书籍，并召集翰林儒臣讲论经史。明太祖朱元璋于此“万几之暇，辄临阁中，命诸儒进经史，躬自披阅，终日忘倦”。明成祖朱棣“或时至阁，阅诸学士暨庶吉士应制诗文，诘问评论以为乐”。明宣宗朱瞻基也曾利用“听政余闲，数临于此，进诸儒臣，讲论折衷，宣昭大猷，缉熙问学”，并特撰《文渊阁铭》，述其盛况。
随着明朝内阁制度的发展，文渊阁成为大学士等官员专门的入直办事之所，不再仅仅是藏书之所，而是上升为秘阁禁地。阁门上还高悬圣谕，严申规制：“机密重地，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违者治罪不饶。”郑和下西洋宝图果真在文渊阁中的话，想在一日之内取到，无异于登天。
于康跺脚道：“宝图若在工部官署，还勉强能想想办法。若在文渊阁或是内府中，如何才能在一日内取到？”
朱骥道：“我也知道难办，甚至不可能办到，可对方就是这么要求的，且态度极其强硬。岳父他老人家还未下朝，我不敢擅作主张，只好先来这边看看。”又问道：“昨日你和杨埙一起回来蒯府时，可有发现他有什么古怪之处？”